但是，刑事诉讼法本身对于裁量不起诉的条件限制，如犯罪情节轻微这一要件规定，让检察人员自由裁量权空间过窄，检察机关要想扩大裁量不起诉的功效，就只能突破法律限制。

而由地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有时因过多考虑了地方实际需求偏离了中央立法的要旨，或者为了遵从国家法制统一原则，创制了不少基本无用的睡眠条款。[17]时至今日，这一立法指导思想仍未过时。

为此，立法者一方面要强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立法资讯收集方式的实效性，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利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提高立法信息的全面性、精准性。中央框架性立法在重大立法问题上，要对地方立法裁量权作必要的原则性限定。从这些地方立法看，基本权利保护缺失具有普遍性，网格化管理作为一种技术手段，它只不过是传统政治思维（包括帝制时代的统治思维）主导的社会控制或社会管理方式的一个延续，只是它凭借现代高科技将这种方式推向了极致而已。[11]向力立：《地方立法发展的权限困境与出路试探》，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1期。这种观念引领下的中央立法实效往往不尽如人意。

一方面1949年以来逐步形成的无论是经济发展状况还是人的思想观念上的城乡差异，不可能随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而消失，另一方面虽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基于土地承包制带来了巨大的变化，但国家发展战略重心仍然在城市，各种资源仍然向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集中。[16]可见，中央立法机关若要就某一事项作框架性立法，必须对地方具体化立法作目的性指引，确保中央立法目的得以实现。内容提要：源于德国公法传统的比例原则，近年来受到中国法学界的高度推崇。

(14)通过对子原则的分析，有学者认为《宪法》已初步确立了比例原则与国家权力互动的模式。(92)研讨会、座谈会等交流形式都体现了转译场所的变化。一方面，我们需要将其他行动者纳入此网络中。Vgl.G.H.v.Berg,Handbuch der Deutschen Policeyrechts,2.Aufl.Hannover 1802,S.89 ff. ②BVerfGE 7,377. ③参见陈新民：《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下册)，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72-373页。

法官的这种工具主义取向，虽然有其实践合理性，但是也会带来无法统一裁判尺度的风险，即对于相同案件事实，适用比例原则进行利益衡量可能会得出不同结论。法官对于如何适用比例原则有着自己的理解，他们不在意是否教义化地严格按照位阶顺序进行分析。

(67)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出现不同于学说的司法实践的现象的本质是互相冲突的观点共存在同一个社会中，从而导致了不同群体之间的相互不信任。一种情形是法官将比例原则作为说明明显违法情形的修辞工具。王连忠等与抚远市人民政府及抚远市农业开发办公室行政处理决定案，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19)黑行再1号。另一方面，在行动者们重新集聚后，稳定行动者们的方法就是不断地协商。

如果把比例原则与经济分析这两个行动者作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虽然二者都经由不同的学者作为代言人发声并转译，但是比例原则来自法学学科内部，更容易成为法官和学者分享的一套知识体系。(一)占据主流的法教义学 法教义学率先对比例原则进行研究，并在学界相关研究中成为主流范式。作为行动者，他们完成了引入和传播比例原则的工作，成为比例原则在中国的最初转义者。重视律师辩护代理意见，对于律师依法提出的辩护代理意见未予采纳的，应当在裁判文书中说明理由。

在民法学中，在判断私法利益时，比例原则也具有普遍适用性。(42)[联邦德国]H.R.姚斯、[美]R.C.霍拉勃：《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周宁、金元浦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法学通说(Herrschende Meinung)在德国法学概念中指支配性意见。(40)参见朱立元：《接受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4页。

由此，比例原则发展的方向就更为清晰了：学者理论工作的重点应当是与司法界共同构建通说。也就是说，在其他国家或地区，法官对于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中涉及基本权利的问题，往往会将其转化为宪法审查案件中的问题进行理解。基于上述理论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比例原则是一场以法官接受为主导的知识传播。在运用接受理论时，我们还需要理解期待视野的意义。因此，我们需进一步分析他们之间如何可能发生更多的互动。前述具有本土意识的创新解释的理论初衷与努力都值得肯定。

(28)李家明诉都匀市人民政府确认其他行政强制行为违法案，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2020)黔27行初261号。对于比例原则，法官与学者是否保持了理解上的基本一致？这是一个需要不断追问并反思的问题。

行政相对人更希望自身权利能够尽可能多地在各项子原则中得到保护。(21)参见刘权：《权利滥用、权利边界与比例原则——从〈民法典〉第132条切入》，《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3期，第39-54页。

一类观点坚持纯粹的德国传统学说，主张严格按照法教义学的位阶顺序适用比例原则。(三)建立比例原则的中国行动者网络 在中国，学者已经完成了对比例原则知识的引入和传播工作，进入实践创造的新阶段。

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1971年的石油产品存储义务案[BVerfGE 30,292(336)]中运用了四分法，斯特芬·德特贝克(Steffen Detterbeck)等学者也认同对四分法的运用。运用比例原则也有其理性基础：比例原则的分析逻辑有助于法官简化思考，降低法律分析的难度与成本。因此，从知识共同体的建构角度来看，不管知识本身的具体效用如何，法官更愿意与比例原则和法学学者这两个行动者结合，形成可由其主导的连接。(22)参见冯象：《送法下乡与教鱼游泳》，《读书》2002年第2期，第3-10页。

(91)参见[法]米歇尔·卡龙：《科学动力学的四种模型》，载[美]希拉·贾撒诺夫、杰拉尔德·马克尔等编：《科学技术论手册》，盛晓明、孟强等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3-49页。(35) 法官不仅突破了传统学说的主张，用比例原则限制公权力，而且会限制事实性社会权力。

接受者是生成内容的积极主导者，对引导内容的发展方向发挥关键作用。学者通过授课，让法科学生习得这套学说，并期冀学生们将其运用于司法实践中。

中国法官并不会如此操作正是这种对约定(包括道德、法律)之自然正当性的质疑，使得道德、法律本身作为一种特殊客体开始得到独立关注，同时也预示着独立的政治世界开始出现(也只有当独立的政治世界开始出现，人类才会需要一种依靠公共规则的正当性证明方式)。

在晚近的政治实践中，自由主义法政观念仍居主导地位，但其背后的理论基础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有的论证逻辑受到了重大挑战，可以说自由主义法治观的基础已经被动摇。⑧政治国家的独立主要是由马基雅维利国家理由学说来完成的。在古代目的论宇宙观中，人类社会附庸于自然世界，然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机械论宇宙观，即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是独立的两个领域。这可能已经跃出了纯法学的领域而进入一个公共政治的领域，但是事实上法治问题也从来不仅仅是法律领域自身的问题。

也就是说判断法律善恶的标准不再通过政治价值追溯到一种外在于政治世界的实体伦理价值，而取决于是否符合决定政治正当性的那套自然权利。但这种担心恰恰隐含有一种重大的误判，重要的是重整政治价值共识，而并非舍近求远，绕路而行，通过一种违反理论认知的法治话语来潜在地支持某种特定价值观念。

第二，重新连接法律与道德。在承认这项历史成就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个困惑：法治越来越不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

在不同价值观的深度关联中找到理论共识，并在此基础上以体系化的方式使其落实到法律之中，进而成为一种稳定的价值判准，最终塑造一种适合中国的，并被广泛接受的观念性法治。参见郑戈《自然法的古今之变——〈自然社会〉的思想史评析》，《社会》2016年第6期，第1-31页。